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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教育的应答(一)李炳亭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22
我对中国教育的应答(一)李炳亭
 
我把杜郎口称为“课改老师”,首先是因为杜郎口实实在在是我的老师,每去一次杜郎口,都有灵魂“洗澡”的感觉,杜郎口人的纯朴和善良总是打动着我,尤其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学生们,他们的真诚和阳光总是感染着我,我想我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杜郎口,说不定那些对课改举棋不定的人,或许会因为我的一番话而坚定了课改的信心,如果中国教育由改而好起来,我想我会很幸福,这就是我的价值。
说实在的,在“发现”杜郎口之前,我对我们的教育不太乐观甚至是绝望的。尽管课改喊了这么多年,但实际情况却是,课改也仅是停留在理念层面上,应试教育仍甚嚣尘上,而作为操作课堂的大多数教师,依然采用满堂灌、填鸭式等原始落后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一些机构或者教育主管部门更是打着“提升办学质量”的幌子,热衷于举办各种研讨和培训,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加大和强化对升学率的研究,“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竟成为一些地区津津乐道的教育经验。同时,应试教育的“利益链”,也把越来越多的各色参与者“凝聚”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团体”,课改所遭受到的阻力空前加大。丑陋、恶俗的学校教育,把越来越多的“非人性”,正越发清晰地显现在学生们身上,因厌学、厌世而导致的跳楼自杀事件接连不断。仅仅2010年的一个四月份,媒体对学生跳楼自杀事件作了统计,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10起。且令人忧虑的是,这样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呈现出可怕的“低龄化”,就在上个月,江苏昆山某学校发生一起学生跳楼自杀事件,死者杨文建竟然只有13岁,他还是名6年级的小学生,一朵鲜花的枯萎化作许多人的捶胸顿足。
我多么希望中国的教育不再以学生跳楼成为新闻?我们不禁要问,今天的学生怎么了?今天的教育怎么了?
当教育开始普遍漠视生命时,跳楼自杀则成为一种最自然不过的抗争。我只能这样说,有些跳楼是愚蠢的冲动,但有些跳楼却是因为不堪忍受而逃避凌辱。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育让很多家长都开始担心送孩子上学会演变成一场“诀别”时,那么,这种教育就是“夺命追魂”的教育。有媒体这样“怨恨”地说,今天的学校越来越像监狱,而监狱越来越像学校了。
无独有偶,今年春天,一家著名的网站搞了一个选题“中国足球和中国教育谁更有希望”让网民参与投票,结果大多数人认为更有希望的竟然是中国足球。真是让人无奈,教育竟然比不上臭名昭著的中国足球,我当然理解很多人之所以这样选择,实在是对教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呀。
关于读书问题
中国人不喜欢读书,恐怕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
据中国出版科研究所第四次“全国民族阅读调查”统计,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走低,我国识字的人中只有一半人在看书,有阅读习惯的人仅占国民总数的5%。目前中国人的平均购书是5.5册,其中包括学生课本、教师教参和各种教辅。而来自国际阅读学会的报告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关系国家未来的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它决定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世界级知识工作者的质量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在今天,中国学生不喜欢看书,甚至中国的教师也不看书。与欧美相比较,同样是出行,人家机场和地铁站里,是捧着书本默默阅读的人,而我们则看不到这样的景观,因为中国人似乎与读书为仇,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效益持续低走的行业正是书店,书店的经理们抱怨说,现在买彩票的越来越多,而买书的则是越来越少。
其实,世界上凡是发达国家和先进民族,都有良好的读书传统,有良好的学习型社会机制和全民读书氛围。美国每年每读书44本,俄罗斯是世界上公认的“读书民族”,无论地铁、码头、公园都是公共阅览室,在这些地方都能看到人们专心至致地看书。丹麦人爱读书也是有名的,公共图书馆多得不计其数,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平均每人每年借阅近20册。犹太这个民族每年每人读书64本,他们最崇拜读书人,为了从小培养婴儿对书籍的好感,他们竟然想到把蜂蜜涂在书本上,引诱婴儿用舌头去舔,旨在让孩子从小明白,读书是甜的。而我国,每年花在买彩票上的钱超过1000亿,很多人热衷于买彩却不舍得花几快钱买一本书。中国人有钱了,先是置房买车,总想着把房子装修得富丽堂皇,各种高档家具满屋皆是,家里却见不到一个书柜。而孩子们的书包里塞满了这个那个的考试宝典,却不见一本文学读物。
中国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民族。
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读书?
因为读书是个“苦差事”。
今天仍然有人把上学解读为“苦学”。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奉为至理名言,似乎凡事非要搞得很“苦”、越苦越能凸显出意义。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教育人把教育阐释成“苦学、苦撑、苦熬”,把教学理解成灌输、填鸭、死记硬背。12年“苦水”泡大的孩子一旦脱离“苦海”,你想他还会对读书有兴趣?!因此,在每年的高考结束之后,唯有中国的学生才会选择以撕书、烧书,以此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可我们的校长楞装着看不见,看见了也装着看不懂。厌学、恨学已成为中国当代课堂教学的常态景观了,这很可怕。
我曾经连续两年做过关于厌学的调查。在我走访的20几个省市的近100所学校2000名学生中,厌学的比率竟然高达86%,这恐怕是世界最高水平的了。曾经在河北省的有所学校,我调查了其高二的两个班级,结果全部120名学生中,没有一个选择“喜欢学习”这一项的,江苏省某地一所小学,一年级一个班47名小学生中,有39名学生举手说“不喜欢学习”。而同时学生对母校的情感正在逐渐变冷,“喜欢老师”和“喜欢学校”的比例越来越小。学校这个概念正在迅速发生异化和扭曲。
是什么让学生们对学习不再有兴趣?
关于课堂问题
找一千个理由辩解甚至推卸责任,最终教育的问题仍需回到课堂上,聚焦课堂,唯有让课堂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才能让学生们乐在其中。
学知识、长智慧,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如今竟越来越变得陌生了,课堂造就退化为“知识本位”,成了“一维”的了。
可我们中的很多人依然对旧式课堂认识不足,还在咆哮着责问我“凭什么给传统课堂打零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打零分。其实我是很想打“负分”的。我且不说,传统课堂如何的“配置”太低,也无法承载素质教育更高的要求,或者指责说传统课堂牺牲了创造力等等什么的,我只说传统课堂让学生学得痛苦。就冲着这一点,我都可以这样说,它不能让学生学得快乐,犯了“情感”错误。课堂再像今天这样无趣、无聊、一团死气,咱即便是能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呀。
我说高效课堂应该实现“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时,山东临沂有位小语著名女教师就质疑我说,学习从来就是“痛苦”的,岂有狂欢之理?她很让我无语。我反问她,在阅读时有过内心狂欢体验吗?你看我们“优秀”的教师都是一直这样理解课堂教学的,你说教育怎么办?因此推进课改很难很难,憾山易、课改难。
我做课改很少开门见山谈课改,我一般是这样做,建议那些还仍然对教学工作有些兴趣的人,在走进教室里时,先不要忙着听课、纪录、欣赏教师的表演,而是关注一下学生的学习状态。简单说来,就是你是否能在学生们中间找到学习的快乐?数一数,这间教室里还有多少学生在听,其中的大多数学生都在干些什么?
可我们忘记甚至不关注这些,我们的眼里只有至高无上的知识,因为我们天生就是知识的奴仆。我们以为让学生多识几个字、多学几道算术题就是对学生负责了;我们不太关注“状态”(学习状态、精神状态、生存状态),认为升学率比生命更重要,考大学比活着更重要,知识比创造更重要;我们以为教书就是“教师讲、学生记”,因此逼迫着师生共同大打疲劳战、时间战、题海战;我们以为听话和顺从就是好孩子,于是校园里充斥着的全是干预、指责和批评;我们以为名师才可以出高徒,希望通过发展教师专业化解决教学质量的困惑,我们以为会在课堂上表演的教师很“特级”;我们把挖生源成为“优化结构”,于是各地各级的“名校们”每年都要导演几场生源大战的闹剧;我们奉行军事化管理,比拼谁更能“整齐划一”;我们拼命研究高考,把应试经验当成支撑学校发展的宝贵财富,无比神圣庄严地以所谓的“导师制”强行传授给新教师;我们把那些会考试的“机器”封号为“状元”,捧为一代天之骄子,我们甚至为了中国教育的颜面押宝博士培养计划,可我们现在随便在大学校园里丢一块砖头都能砸到三位博士了,我们的“人才大典”里囤积了数不清的各种专业人才,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缺少社会良知;我们的学校越建越漂亮,可除了楼房和草地外,越发让人觉得苍白没有气质;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教师队伍,可越来越缺少把教育当成个人宗教的大师。今天的小学校园里已经没有了斯霞、也没了霍懋征,因为她们走了,永远走了,走了还会来吗?
离开了兴趣,离开了对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教育就整个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关于教育
教育即解放。
其实这句话是弗莱雷说的。他说教育学即教育解放学。教育即为了让每一颗生命获得精彩。而解放是个什么概念?
我以为是指解放体力、解放智力、解放观念,当然顶重要的是解放人性。有人把今天的教育称为应试教育,我不以为然。我以为今天的教育什么也不是,甚至都不配称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至少还要对学生的升学率负责,可今天的教育对谁、对什么都不负责,它让所有和教育有着牵连的人“面面俱丧”,学生成了牺牲品的同时,大多数教师同样没能成为获利者(当然极少数教师除外,比如那些喜欢表演且擅长于表演,因表演而成名的某些“特级”,无良地占用着学生课堂学习的时间而“锤炼”了自己的“课堂艺术”),最后整个国家、民族都输了。
前一段,我在研究日本教育,突然就冷汗直冒。日本在八十年代就明确课堂目标是“培养学力”,而办学要“面向未来”,你看人家的眼光,而我们在面向什么?我说有些人在开教育的“倒车”,一味的食古不化,奉传统为“宗师”,我说这不是培养“未来人”,而是在教化顺民和奴仆。济南甚至有人叫嚷着要“兴汉唐之风”,主张恢复“周礼”、学穿“汉服”,这些人可能忘记了一旦战争爆发怎么办?穿着那样的汉服,光卷袖子都要花半小时功夫,等你卷起了袖子,脑袋没了。
记住小平的那句话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现在有些学校开始要求学生每天要向老师“请安”了,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是否还会要求学生“下跪”(近期还真有学校让学生下跪),有些学校还专门贴了照片在网上,说这是在教学生“明礼”,难道下跪就是“明礼”?今天在学校给老师下跪,明天走出校门是否也应该给上级领导下跪?教师理当受到尊重,可学生难道就不需要尊重了?教师权益意识的觉醒本来是好事,没有教师的解放就不会有学生的解放,教师“不能跪着教书”这话没错,教师必须站起来,站成一个大写的“人”字,可难道就非要让学生“跪着学习”或者每天“请安”,才预示着教师真正的站起?师生实在应该在“人格”上实现平等,再也不应该死抱着专制的那套“君君臣父父子子”不放。因此我说师生之间不是朋友关系,也不是父子、师徒、弟弟妹妹关系,而应该是“合伙人关系”,我是说彼此双方要相互成就、相互合作、相互妥协。
教育是什么?是开发学生的创造,是保全学生的灵性,是呵护思想的成长。
我说离教育最近的两个词是“放生”、“唤醒”。
说严重点,当教育越来越丢弃人性之后,解放就是“放生活孩子”,解放就是找回人性,解放就是唤醒枯萎的生命、丢失的激情。
这几年来我们“共同体”团队推进课改,不光是在做课堂技术的移植,而是在艰难地捡拾早已遗失的激情,“课改聚义、搂抱发展、相互借道、共同成长”,以激情点燃激情,课改的路上手牵手、心连心,让无数个教育灵魂不再孤独,这个民间组织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就在这里。河北省清河县一个被调离的校长给我发短信说:李站长,承蒙您还记得我,我万分感动。自从被调离开原来的学校,脱离开“共同体”,我就犹如一只离群的孤雁,三个月来,我拼命工作来摆脱内心的孤独,并以此向您证明我依然是个课改人,但一想起“共同体”的诸位兄弟姐妹,我依然十分伤感……我告诉她说,你是我们永远的一员,当她听了这句话之后,感动得泪流满面。
教育必须体现出儿童主体,主动去迎合儿童的兴趣、意志、天性、创造力……
教育的气质恰取决于儿童。
 
中国教育缺什么
中国教育的恶俗不堪和教学手段的原始落后,让中国教育沦落到了不堪卒读的地步。我们可以接受落后,但不能容忍有太多的人沉迷落后,哀莫大于心死,我们可以谅解“心死”,却不可以宽容有些人挖空心思地阻挠“复苏”,我们甚至可以包容丑陋,但不可以习惯于丑陋,我们可以习惯于某些无知,但不可以忍让一个群体中的多数人没了良知。
可谁来解救中国教育?唯有我们自己,去面向崇高,敢于创造,甚至敢于判断和完成自我否定,在躺进过去的“经验和传统”里,恐怕没谁能解救了我们,除非你敢于喊出:“我们不需要解救。”可你不需要没关系,我们的孩子需要,他们实在是“再也不想这样活”,你既然选择了教育,就必须承担责任,你可以不崇高,但不能以低劣充当崇高或者阻止别人崇高。中国教育的仇视创新和某些自甘堕落,我一向以为不是匮乏人才,而是匮乏崇高。
你要觉得缺乏人才,可又如何解释奥数、奥化奥物的,咱们有多少次不是囊括金牌?可在“载誉而归”的背后,却是另一种无法启齿的难堪,我们有这么多的“天才”,却为什么愣是没有“科技水平”?你千万不要因为没有诺贝尔奖就批评人家有种族歧视,如果有歧视,那我们的紧邻印度就不会三度斩获“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评的不是政治,而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可咱们学术论文全世界第一,却有些近80%的论文拥有三个以下读者。诺贝尔奖的零空白,暴露的不仅是中国教育的“马脚”,更是在世界面前撕下了尊严的“遮私布”,
我们得敢于承认,当今的教育确实是影响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和创新能力,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人才,而是在将原本有希望的人才“制造”成废物,可有些人依然在乐此不疲,而且自我炫耀称为功德。呜呼,教育的铁皮屋子里什么时候才可以透出点光线。
可以这样回答中国人为什么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江苏省教科院的魏所康先生进行过一次很好的调查,在100名诺贝尔奖得主中,中小学成绩中等的占45%,有6人竟在中小学时学业很差,如爱因斯坦。该调查显示,创新能力与家庭出身,经济条件,中小学成绩都有关系,但都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兴趣和好奇心”。
我的朋友,郑州市教育局田保华副局长说传统课堂是“缺德”的课堂,他因而提出建设“道德课堂”。我愿意按照我的理解这样表达我的见解,我一向以为,其实今天的教育最缺少的不是体制,不是师资,不是资金,而是缺乏教育人的教育良知,而校长们呢,缺少的是教育的“宗教”。
教育必须有底线,底线正是不逼迫孩子跳楼自杀,一旦突破了这道底线,教育就是“要命”的。
“课改就是从油锅里捞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宗教。
别抱怨体制
中国社会太复杂是因为每个中国人太复杂。中国的教育有问题,是因为每个教育人有问题。中国的课改难做,是因为有太多做教育的人不想做。
不想做就不做,可总要找出一大车理由加以搪塞。说什么影响升学率怎么办,说什么自己的学生不会学怎么办,假如你告诉他这都不是问题,末了他仍能找出看似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这理由几乎雷同,不信我说出来你听听——体制问题。
那些凡事都归咎和埋怨体制的人,是龌龊的人。
说狠一点,你要觉得生不逢时,那你可以选择遁世或者抗争,而你不这样,却选择了埋怨和辱骂甚至对工作消极,这样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的真理:有什么样的素质便配有什么样的制度。
   当然我不是剥夺某些人对体制的“骂权”,公民社会当然应该言论自由或者相对自由,但我不能只会动口骂人,这样的“君子们”,竟还以知识分子自居,其实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一大批因为失意而牢骚满腹的呓语者。整天哼哼歪歪,只会以怪话酸话意淫自身的空乏,以做作的“清高”装饰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罢了。
   如果觉得我揭了你的伤疤,或者戳到了你的疼处,那好,我换另一个说法,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和道德感来自于全体国人的道德“支流”。比如有些人在批评教育的“弄虚作假”,教育弄虚作假当然需要批评,但我们却一边嘴里辱骂,却一边为了迎接领导到学校视察,提前三天就组织学生停课进行大扫除。领导来了看见的是窗明几净,夸奖你学校工作做得好,你整颗心里都像抹了蜜,你怎么这会却忘记了骂呢,全校那么多有思想的老师,怎么就没一个站出来骂骂,因为你不敢。正因为你不敢,才越发助长了教育不正当的习气。不敢骂没关系,你可以不迎合呀,可你却在积极迎合,末了却还要清高得做无辜状,我不说你没骨气,我说你虚伪行不。
  如果不去迎合,尽可能也不参与造假,让领导每到一地,听到的是真话、看到的是实情,领导发表的那些现场讲话,能有几句是“不高兴地说”,那中国断然不是今天的局面。千万别归咎于体制问题,纵然是体制改了,我以为没有出息的人什么时候都没有出息。
其实,每个人都是“体制”。体制就在你的校园里,就存在在你的课堂上,就在你的师生关系和教学关系里。你要有真有大目标和大理想,你怎么不带领你的学生,建设你的“班级乌托邦”呀,让每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充满温暖、诗意和感动。如果你连一间教室的体制都搞不好,还奢谈什么体制呢。如果你整天站在讲台上对学生发号司令,你还配谈什么民主制度?
对别人讲专制,对自己讲民主,历来是中国人惯有的毛病。
关于新课改
我还是要谈谈课改。我在想,假如每个教育者,都能够痛感今日教育之畸形,从此发愤努力,勿管别人,尽管埋头做事,先从自身改起,以一带十,以一校带动其他校,以一个地区带动周边地区,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得以改观。可你不仅不改,却反而阻挠别人改,本该鼓励却变成怪话,那只能让教育越来越糟。
   课改说大了是民族未来前途的大事,说小了,折射的是一个教育者个人的良知,如果教育人每个人都动起来,去蚂蚁啃骨头,有天大的困难都能克服。一旦课改变成某几个人的“小业”,纵然有几个人拼了命一般的左冲右突,最后也只能是大战风车,徒留悲壮。
    其实,中国政府探索教育改革的决心一直就没有动摇过,至今课改已经是第8次了。事不过三,我们都“第八回”了,这说明了什么,两个意思,第一说明对教育的总不满意,第二说明就没一次改成过。课改真的很难,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崇尚传统,这个民族压根就以传统为荣,因循守旧,喜啃祖宗,看书都喜欢“章回体”,可改革不能总“章回体”,我总觉得这第8次课改,是世界留给中国教育的最后一次良机,再抓不住、改不好,中国就如国歌里唱的那样“危险”了。
有人介绍说,咱这次的第8回课改,是历次课改中成本最高、动用的专家最多、花钱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最开始是 1996 年动议,2001 年在全国 38 个点试点,2003 年在重庆义务教育阶段全面铺开,2005年开始推行到高中。
我说第八次课改是在谋求“质变”,前面那几次课改,严格来讲其实是教材改革,这一次才是真正首先从教育理念开始的改革。因为它的课改理念已经与现代教育理论完全地接上轨了,是世界级的,这个“世界级”就体现在人性化、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它对我们现行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整个是颠覆。
必须警惕一些人对新课改的曲解和不理解,课改简单说是换观念,不简单说是重建系统,又哪里是在“换工具”?千万不要上当,有些人以为把原来的课堂改头换面就是新课改了,大错特错,现在有些学校都在讲高效课堂,此高效课堂非彼高效课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披着高效课堂外衣的伪高效课堂和唯高效的课堂。唯高效的课堂仍然是应试教育的变种。我当然不否定课堂要高效,山东省教育厅张志勇厅长说,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一切不择手段而高效的课堂就是无道和无良的课堂。如果一种课堂仅仅高效,而没有完成教的方式、学的方式的转变,那只能是量变的课堂,而不是我们质变的高效课堂。我说我们的高效课堂完成了“质变”,这个变不是简单的换工具,而是变在观念和对教育的认识上,是“道不同”的结果。
因此,仅仅从技术入手的课改,我必须这样下一个结论:给马车换个汽车盒子它依然还是马车,只是个认识的层次问题。如果跟着这样的“高效课堂”学,教育是不会有出息的。今天有些应试名校,正打着高效课堂的幌子欺世盗名,如果我不“打假”或者不去扯下他们的“皇帝新装”,他们只能坏了课改的“好名声”。
判断一所学校是不是“伪课改”,其实很容易。简单说,你只需要看看课堂上是否有老师在“教”,只要有"讲"在,一定是拖着长辫子的“旧式课堂”,表明这样的课堂仍然没有完成进化,裤裆里仍然夹着尾巴,你说类人猿怎么能叫做“人”呢。